顺泸起义中的刘伯承

    1926年12月初，为抑制四川军阀东下威胁武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发动并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为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顺泸起义”。顺沪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军队武装起义的第一次重大尝试，它为党领导军队工作积累了经验，它所锻炼的军事干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6年5月，34岁的刘伯承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折。这年的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共产党人在重庆召开了紧急会议，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而这次会议的主题为“策应北伐，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而也正是这次会议，孕育了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顺泸起义”。 而这也是刘伯承以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指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

    根据会议的部署，整个起义由刘伯承为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按照计划，驻扎在合川的四川江防军黄慕颜旅以换防的名义移师顺庆，协同顺庆的两个旅宣布起义。泸州的两个旅则随即起义响应，并改编为三个旅，开到顺庆，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南充市会师。最后，起义部对进军绥定地区，消灭军阀刘存厚，建立根据地。按照这个战略部署，起义的发动者应该是合川的黄慕颜旅，而起义时间则应该是根据起义的准备情况来最终确定。但是，历史上的“顺泸起义”也恰恰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出现了变数。

    1926年12月1日，泸州的两个旅突然宣布起义，紧接着12月3日，顺庆的两个旅也宣布了起义。而此时的刘伯承正和杨闇公在重庆参加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本来，召开这次大会也是起义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是从政治上配合武装起义的一次大行动，但起义却在泸州提前爆发，把原定的计划彻底打乱了。在得到起义爆发的消息后，刘伯承迅速乘船秘密赶到了合川。此时，起义的副总指挥黄慕颜也正在为计划的打乱而着急，而且，顺庆部队在起义后已向黄慕颜发来了明码电报，催他赶快去会合。黄慕颜也就此向刘伯承征询意见：“情况变了，是不是按原计划办？”而刘伯承则回答道：“计划不变。我们固然觉得突然，对反动派来讲，他们更觉得突然。我们要尽量做到不露声色，能争取多少时间就是多少时间。”按照刘伯承的意见，早已扬言要奉命向成都方向移防的黄慕颜旅正式向合川各界辞行，而合川各界还联合举行了欢送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同样驻守在合川的军阀部队也不敢贸然动作。

    离开合川后，刘伯承、黄慕颜先是率领部队往西向成都方向走了一天，然后突然改道向北，直奔顺庆而去。直到这个时候，派人尾随侦察的合川军阀，才恍然大悟，不过为时已晚。而当刘伯承和黄慕颜二人赶到顺庆之后，他们才发现，情况远比预想的复杂。原来，顺庆的起义部队并没有按计划把他们的反动上司何光烈抓住。逃出去的何光烈则四处求援，大喊着：“杀回顺庆报仇”。而身在绥定，原本也是起义军消灭对象的刘存厚，还给了何光烈一个师长的名义，其他的几个军阀则想混水摸鱼，趁机捞一把，于是也纷纷以“援何”为名出兵，向顺庆围攻而来。

    鉴于这种情况，刘伯承对黄慕颜说：“目前敌强我弱，顺庆孤城难守。”他认为上策是趁几路敌人立足未稳之际，放弃顺庆，北取绥定。一举拿下人枪不多的刘存厚，然后等泸州起义军到来。但是这一策略却遭到了起义部队中本地军官的抵触，与此同时，杨闇公也派人送来了密信，说已经严令泸州部队迅速向顺庆集中，要求刘伯承、黄慕颜等同志原地坚守。于是，刘伯承不得已提出了第二个方案：集中兵力攻破来犯之敌的一路，争取逐步改变不利态势。为此，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在几天的时间里，接连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令人着急的是，泸州的起义军却迟迟未见到来。原来，泸州的几支起义部队贪图留恋泸州当地每年大量盐税和其他税款的收入，而不肯挪窝。至此，会师顺庆的计划成为了泡影。

    这一消息的传来犹如一声霹雳，对顺庆起义军的军心士气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在顺庆局势日益危急的关头，起义军内部的终于有人动起了心思，部分军队临阵倒戈，起义军腹背受敌，被迫转移开江，暂时安顿下来。而此时的开江是四川军阀杨森的势力范围，按说他应属于北洋军阀吴佩俘一系，那么他又为何容许自己的对头立足开江呢？原来，杨森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国内的形势也出现了大的变动，“顺泸起义”则正是对北伐的响应，许多四川军阀一时间看不清形势，干脆按兵不动。而当时四川的军阀中，又以刘湘最反动，带头进攻起义军的便是此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杨森看到了乘势而起的机会，他企图利用革命势力打倒盘踞重庆的军阀刘湘，进而实现自己独霸四川的野心。所以，当起义军转移到开江时，杨森是连忙电邀刘伯承、杨闇公、朱德到万县会商时局。而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位中共重庆地委的军委成员在万县会面后，决定将计就计：一方面让顺庆的起义部队暂时在开江安顿下来；另一方面则由刘伯承去泸州把起义部队带出来，与杨森夹击重庆。

    会后，刘伯承与杨闇公回到重庆。然后刘伯承又化装为一个挑粪大夫出城，到城外后再换上预先准备好的快马。以一天急行一百四十里的速度赶到了泸州。1927年1月24日，刘伯承在泸州宣布成立了四川“国民革命军各路总指挥部”。但此时，起义的部队依然不肯离开，他们拥戴刘伯承，不过是想依靠这位“川中名将”来为自己守住泸州这块肥肉。就在刘伯承进驻泸州的前后，四川的局势也日倾明朗。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在武汉的立足，起义军的头号敌人刘湘也不失时机的投靠了蒋介石。而“顺泸起义”本身就是为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北伐。

    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刘伯承一面继续对起义部队的长官们进行说服教育，一面致力于加强革命的基础。他着重开展民众运动，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整理民政财政，筹备军粮民食，同时开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亲自兼任校长，培训干部。两个月的功夫，泸州面貌焕然一新：泸州和荣昌县交界之处有一个“袍哥”老“舵爷”，也特地派来女儿作代表，表示愿将自己所属的八十个场镇的袍哥弟兄集中起来，听候刘总指挥调遣；几个在川军中地位较低的将领，也先后致电泸州，表示拥护刘伯承为川军各路总指挥；甚至，曾经进攻过顺庆起义军的李家钰为了反刘湘，也跟刘伯承签定了一个表示参加革命的协定。

    然而一切只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1927年3月31日，在蒋介石消灭川军革命力量的密令下，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杀害杨闇公等共产党人，并残害进步人士；4月5日，刘湘组织“川黔联军”，任命赖心辉为总指挥，率部围攻泸州起义部队，泸州上下在刘伯承率领下誓死抵抗；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变，公开背叛革命；4月下旬，四川军阀刘湘与杨森、刘文辉、赖心辉等联名通电拥蒋。至此，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员吴玉章等人的力争下，虽有心声援起义，却已是无力回天。此时，泸州起义军的三个带兵将领中，竟有两人阴谋以献出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与敌人做交易，只有袁品文不肯这么干，他说：“我们在为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着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救我们”。1927年5月16日，袁品文护送刘伯承离开泸州。“顺沪起义”在坚持了167天后，宣告失败。

    随后，刘伯承被刘湘悬赏5万元巨款追缉，1927年7月中旬，脱险后的刘伯承经西安到达武汉，此时，党中央已在策划南昌起义，刘伯承和参与组织顺泸起义的吴玉章、朱德、陈毅先后潜赴南昌。在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提议下，刘伯承被任命为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参与策划了中国革命史上轰轰烈烈的——“八一”南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