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青春，临危受命，归国领导工人运动

天津裕元纱厂地下党斗争旧址

    1925年4月李季达同王若飞等一道，奉命从莫斯科经海参崴返抵上海，投入了方兴未艾的国内革命运动。

    李季达回上海不久，“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为适应“五卅”后革命形式的需要，中共中央调李季达到天津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受命于形式骤变之际。6月1日到天津，便立即和原天津党、团的负责人于方舟、李濂祺（李希逸，后叛变）、李培良等一起组织各阶层群众和民众团体发出通电、宣言，散发传单、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基础上，组织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仅6月份就有300余团体、20万人次参加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8月初，李季达以总工会负责人的身份，领导了天津的工人运动。在宝成纱厂7月15日和8月8日两次罢工均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召集宝成、北洋、裕元四个纱厂工会的代表和骨干开会，提议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障工人合法权利等八条同盟罢工的条件，通过多方努力，取得了宝成罢工的胜利，从此揭开了“五卅”后天津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

    接着，李季达将罢工的重点转向名为华厂实为日本人操纵的浴元纱厂。8月11日，浴元纱厂工人终于爆发了上海工人斗争和争取自身政治、经济权益的大罢工，该厂董事长王克敏勾结军阀李景林派兵进厂开枪镇压。各厂工人纷纷赶来支援，工人与军警搏斗三个小时，酿成“五卅”运动中天津有名的“砸浴大”事件。

    在此期间，李季达还认真地协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了著名的天津海员大罢工，整个海员大罢工延续三月之久。使天津码头货物堆积如山，港务瘫痪，从政治和经济上都给了英、日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工人运动的同时，李季达十分注意开展广泛的国民活动，他到天津不久，便调整各方面的领导力量，具体分工是：工运粟泽、铁总袁子贞、总工会李铁均、青运李延瑞、妇运邓颖超（后江韵清、王卓吾），农运叶善枝，国运（国民党运动）江震寰、于方舟、农民运动在郊区迅速开展起来，学生运动也日渐高涨，北洋、南开、高工等院校还建立了中共支部。

    1926年1月初，在李季达的周密组织下，召开了全市国民大会，欢迎国民军，欢迎获释代表。李季达在大会上提出“国民军要与民众结合”的口号 ，并代表地委赠予获释代表每人一枚“革命先锋”纪念章。会后，地委以总工会名义向国民军孙岳提出“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希望国民军与民众结合；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三点要求。接着，总工会出版了《工人小报》。李季达对此极为关心，常为之撰稿、审稿到深夜。

    由于积极开展了以国民革命军为主要对象的联合战线工作和与国民党实行合作，中共天津组织打开了半公开活动局面。李季达和中共天津地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1至3月份内接连举行了七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纪念活动。由于以李季达为书记的中共党员天津地委正确分析形势，对策得当，天津工人运动从低潮转入高潮。一度遭到镇压的革命团体恢复发展起来，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3．22万余人，联系工人10万人，中共党员发展到450余人，建立党支部24个，团员发展到170余人，国民党党员也发展到500多人。

    1926年3月，在群众运动迅猛发展的形式下，天津大沽口事件和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激起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怒。李季达和地委周密考虑后，决定于3月21日召开天津“废约驱段”国民大会。140多个团体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强烈抗议日舰进攻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和段琪瑞血腥屠杀北京群众的滔天罪行。

    3月22日，国民军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夹击下退出天津，奉系军阀褚玉璞代替李景林卷土重来，对革命施行疯狂报复。各工厂的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绝大多数被资方开除。李季达主持地委开会当即决定：停止一切公开活动，党团活动一律转入地下，经常露面工作的党团员和负责干部撤离天津。由于采取了周密果断的措施，天津党团组织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未遭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