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麻烦群众了

1940年，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同转移撤退，几经周折来到了重庆。这一次是杨妈妈和邓颖超从长征分别，到武汉，再辗转到重庆的第二次见面。邓颖超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就与母亲聚少离多，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也没有生活在一起。

1927年5月，杨妈妈和邓颖超母女俩化装来到上海。女儿、女婿一天天为党的地下工作到处奔忙，而杨妈妈呢，她又干起了自己行医看病的老本行。表面上她是行医看病，实际上是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还给过往的同志们当医生，她已经是一位格外受人尊重的老妈妈了。在当时，虽然一家人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可他们的心却是相通的。由于人生的目标一致，杨妈妈不仅不愿意接受女儿的帮助，她还把在外面行医挣来的钱补贴给女儿、女婿工作用，在她和女儿、女婿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1932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继调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杨振德也跟随到了苏区。按理说，苏区是革命根据地，女婿女儿又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年近60的老母亲应该歇歇了。但她并没有休息，而是到红军队伍里当了一名医生，把自己的医术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1934年10月10日，身患重病的邓颖超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北上了，母女二人依依惜别，坚强的母女谁也没掉一滴眼泪，只在心里默默地互相祝愿。她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团聚，但彼此都深知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红军长征时，组织上决定让杨妈妈等同志向地方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杨妈妈在南昌附近不幸被俘，被敌人送到了九江反省院。从此，她开始了牢狱生活。

1937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国共谈判，提出释放被捕的政治犯，但条件就是需有人出保。杨妈妈不愿连累别人，对敌人讲：“我无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了！”直到反省院关了门，她才最后一个被放出来。杨妈妈出狱后住在江西九江一个尼姑庵里，党组织想方设法把杨妈妈接到武汉。1939年武汉形势紧张，杨妈妈又随武汉办事处的同志撤退到了重庆。

经历过牢狱、奔波辗转再加上年岁已高，老人家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当时，办事处住得很挤，有的同志提出到街上旅馆开个房间，老人家可以住得舒适些。但邓颖超一听立即表示：“不行，那要多大的花费呀!”又有人提出在大有农场房东刘太太家找间房子，邓颖超说：“不要麻烦群众了，还是在办事处挤一挤吧。”

大有农场刘太太一听说邓大姐母亲来了，执意要给老人家安排个大房子。邓颖超推辞不过，就答应住在刘家楼上的一个角落里，说什么也不让刘家再腾房间。那个地方总共不到4平方米，弄来些稻草铺在下面，稻草上面铺上褥子。邓颖超的母亲就睡在这样的地方。

刘太太一家和工作人员见老人家住得这样简陋，都十分过意不去。但周恩来和邓颖超乐呵呵地对老人说：“铺着金丝褥子住在高楼上，条件满不坏么!”倒把老人家也给逗乐了。

1940年11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去世了，她悲痛万分。在母亲的悼念祭礼上，她肃立在灵前庄严发誓：“我一定要坚守母教，坚定忠实于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斗争到底！我要更加自律严谨，绝不做一件对不起母亲、发生坏影响的事情；我要积极地起着模范的作用，不致有辱刚强贤良的母教、母德和母仪。我以这样的誓言和行动，永远地纪念向封建势力、旧社会、旧制度斗争的贤良慈母。”

摘自：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著《红岩精神与群众路线教育故事读本》，重庆出版社出版。